姚明辞职的传言在10月30日成为中国体坛最重磅的炸弹。

10月31日，第十届中国篮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姚明辞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职位的请求，同时选举郭振明接任新一届的主席之位。这一决定标志着姚明在主席岗位上连续服务了超过7年的时间正式画上句号。

自2011年7月告别赛场，姚明依旧在篮球、体育、商业以及公益事业中保持活跃，身兼数职。直到2017年2月23日，他在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篮协主席，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篮球的管理事务中。同年7月20日，经过中国篮协的推荐，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正式任命姚明担任CBA公司的董事长一职。然而，自2023年5月24日起，该职位已不再由其担任，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徐济成接任，成为CBA公司的新任董事长。

姚明最终未能跨越七年这个难关。据懒熊体育报道，这并非姚明首次主动提出离职，去年在亚运会期间，他就已表露出退出的意愿，甚至已经草拟了辞职信。

去年10月6日，姚明在亚运失利之后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面对“作为中国篮协主席，你应承担何种职责”的提问，他回应道：“我考虑了两种承担责任的途径。一是面对过往的失误，选择辞职归家，毕竟上海离这里并不遥远。二是将这些经历收集整理，深入分析，进而制定出未来的行动计划。这两种方式，我都愿意接受。”

主动提出离职，其意义非凡。2017年，姚明接任要职，继而又领导了新成立的CBA公司，成为了我国篮球界的领军人物，无论是业界还是外界，都对他在这一角色上抱有极高的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姚明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了他意图进行彻底改革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行动。

在任期的最后几年，姚明明显遭遇了来自各界的广泛质疑，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中国男篮国家队在成绩上的表现。

自2017年起至今，中国男篮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夺得了唯一的一枚金牌，但在2023年于国内举办的杭州亚运会上不敌菲律宾，遗憾止步于四强；在2017年和2022年的两届亚洲杯赛事中，分别取得了第五名和第八名的成绩；2019年和2023年的连续两届世界杯均未能从小组赛中脱颖而出；更为关键的是，球队连续两次与2021年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失之交臂。

女篮的表现堪称亮眼，在2018年和2023年的两届亚运会上均成功夺冠。特别是2023年，她们更是创造了辉煌，不仅夺回了12年前失去的亚洲杯冠军，还在世界杯决赛中一展风采。然而，在奥运会的舞台上，2021年东京奥运会她们仅获得第五名，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则未能晋级小组赛。

中国三人篮球被视为我国在国际篮球大赛中唯一的亮点，这项运动是在东京奥运会上首次被纳入奥运项目。我国女子三人篮球队曾在东京摘得铜牌。然而，在巴黎，我国女子三人篮球队仅位列第六，未能登上领奖台。我国男子三人篮球队虽然连续参加奥运会，但成绩并不理想，连续位列最后一名。

在国内，一定程度上，国家队的业绩反映了我国篮球改革的实际成果。若国家队表现不佳，常被看作是改革力度不够，从而承受着来自舆论的巨大压力。即便是姚明，也无法逃脱这样的评价标准。

反思这7年的历程，在其任职期间，姚明对于中国篮球的改革理念究竟是怎样的，以及这些理念又取得了哪些成果？脱离竞技的范畴，这无疑是一个在行业领域内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自担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以来，姚明接受媒体采访的频率并不低，然而深入阐述个人观点的场合却相对较少。然而，有一个平台，几乎每年都在持续记录着他的思考和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全国两会。实际上，通过他在两会期间的发言，我们可以一窥他的改革理念，以及他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2017年3月，姚明在担任中国篮协主席短短十几天内，便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此次发言中，他聚焦于“体育强国建设”这一主题，大力倡导各运动项目设立职业联赛。同时，姚明对国内职业联赛的现状进行了精炼的总结，概括为“稚嫩、项目稀缺、水平不高、问题频发”这十二个字。

姚明强调，体育事业的进步与繁荣，离不开一个项目多样、层次清晰的竞赛体系。他同时呼吁，体育界、教育机构、社会各界力量以及各类团体，应携手合作，共同举办各类赛事。

现在分析，这显然关联着姚明任职期间着力处理的三项核心任务中的两项。首先是针对职业联赛的改革，其次是构建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依照一般的理解，构建赛事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职业联赛输送优秀人才，而职业联赛的改革与进步，则是为了促进第三项任务的实现，即提升国家队的竞技水平。

姚明并未将青少年篮球的发展视为简单粗暴之事。2018年，他携具体建议参加了两会，倡议推广“小篮球”运动；2019年，他依旧在强调小篮球的普及工作。在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中，他透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有十万名6至12岁的儿童在篮协完成了注册。然而，小篮球的发展应避免选拔机制，核心在于激发孩子们对篮球运动的兴趣。姚明认为，小篮球应通过降低参与门槛，从而实现增加篮球爱好者数量的目标。

姚明曾言，我国是否拥有一种广受欢迎的体育项目？这种喜爱，绝不仅仅是对于成绩的追求，更应是对该项运动背后文化的真挚热爱。当我们怀揣这种热爱时，便真正实现了文化自信。

尽管中国男篮在本土举办的男篮世界杯中遭遇了挫折，然而在次年两会期间，姚明的讲话并未直接涉及联赛与国家队相关事宜，而是提出了《体教融合不可忽视人格培养》的议案。不过，他明确指出，需要拓宽包括男篮在内的青少年培训途径，以避免“人才流失”的问题，并强调校园内培养出高水平运动员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在任期的初期阶段，姚明主要致力于提升公众对篮球推广以及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等议题的关注。从某种角度来说，体育与教育的融合旨在为我国男篮发掘校园篮球这一潜在的人才库。在此基础上，我国篮球运动形成了以俱乐部梯队和校园篮球赛事为主的两大竞赛体系，旨在满足青少年篮球赛事的需求。

俱乐部举办的比赛涵盖了U系列赛事、篮校杯、高级别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的比赛以及经过改革的CBDL中国篮球发展联赛；而在校园领域，赛事阵容则包括NYBO青少年篮球公开赛、覆盖小学至高中的全国性篮球赛事，以及CUBAL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新华社消息，姚明曾着重指出，在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然而，首要任务是注重“育人”工作，其次才是竞技人才的培养。姚明进一步阐述道：“若能妥善完成首要任务，后续之事便会水到渠成；然而，若直接着手第二项任务，首项工作便难以落实，而且若干年后，你或许还需重新倡导它的重要性。”

然而，数年之后，姚明似乎不再专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呼吁。在2023年的两会期间，他直面国家队在竞技成绩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为了实现2035年成为体育强国的目标，需要在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取得顶尖的竞技成绩，并且培育出具有国际或区域重要影响力的原创品牌赛事。

篮球无疑是全球影响力显著的体育运动之一，然而其成绩却与一流水平相去甚远。若对中国篮球的三个关键领域——青少年赛事体系的构建、职业联赛的改革以及国家队的成绩进行排序，当前的情况是国家队成绩急迫如火烧眉毛，职业联赛的改革进展缓慢，中国篮球正处在一个谈论长期主义变得尤为奢侈的时点，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

在国家队建设的道路上，姚明进行了诸多创新实践。自2017年起，中国男篮在东京奥运周期中实施了红蓝国家队制度、成员邀请机制以及短训营等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才俊加入国家队，促进球员的更替与成长。进入巴黎奥运周期，中国篮球协会出台了《中国篮球“十四五”发展规划》，并提出了“1-2-4”战略。与此同时，男篮国家队聘请了外籍教练乔尔杰维奇。历经两届男篮世界杯小组赛的淘汰、连续错过奥运会的资格，以及一系列的挫折，我国国家队的改革进程遭遇了严重的滞缓。

在联赛的层面上，情况显得尤为复杂。在担任篮协主席之前，2016年，姚明以上海大鲨鱼俱乐部老板的身份，主导创建了中职篮公司。这一举措被看作是俱乐部间的“团结”，旨在争取更多联赛运营和开发的利益。紧接着，篮管中心与中国篮协共同促成了CBA公司的成立，并将联赛的推广与运营权移交出去，实现了管理体制与运营模式的分离。2016年9月，姚明在CBA公司筹备会议及股东大会上当选为副董事长。某种程度上，他凭借“以低制高”的姿态进入了中国篮球的管理层。他最终上任，在46号文发布后的体育产业热潮中，普遍被视为CBA联赛迈向更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标志。

联赛改革后影响广泛，涵盖众多领域。在姚明的领导下，管理运营的分离措施得到深化执行，中国篮球协会将CBA公司的所有股份转给了二十支俱乐部，姚明本人亦辞去了CBA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并将赛事组织权移交给了CBA公司，而中国篮协则转变为监管者的身份。

与此同时，为了打造联赛品牌形象，满足赞助商需求，CBA曾实施“CBA2.0品牌升级战略”，但最终并未全面实施；在赛制方面，通过扩展赛程、增设季后赛名额、举办季中“CBA俱乐部杯”等活动，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每个赛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为了促进联赛向职业化方向发展，CBA对薪酬体系进行了规范化处理，自2020至2021赛季起，实施了工资上限制度，并推出了统一的劳动合同；同时，今年还正式成立了运动员代表机构。

然而，本质上讲，CBA市场化究竟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CBA的改革与国家队的备战策略之间应当如何界定，这些问题与青少年篮球的普及和高水平运动员选拔之间的联系，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或许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到观念乃至更深层次的问题。

姚明曾提到，专业运动员的培养过程漫长，通常需耗时8至10年。自他上任以来，已有7年有余，那么明年的中国篮球，能否迎来姚明任期内培养出的首批运动员，尚难预料。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姚明的离去比任何改变都要来得更快。

中国篮协此前已有部分人事变动。去年12月21日，第十届中国篮协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上涂猛和袁永清不再担任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及执委会委员职务。与此同时，曾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的刘培俊，以及先前被任命为体育总局篮球中心中国篮协联合党委副书记和联合纪委书记的杨阳，则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成为新的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和执委会委员。刘培俊亦被提名为篮协副主席，并顺利当选；与此同时，涂猛卸任中国篮协秘书长一职，由徐岚接任。在此次会议上，易建联的加盟一度成为焦点。

除姚明之外，第十届篮协管理层中还包括郭振明、王芳、徐济成、宫鲁鸣、刘培俊等五位副主席。在今年6月份，篮协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增设了九个职能部门。

姚明离任之后，现任篮管中心联合党委书记郭振明有可能暂时承担起中国篮协主席的职责，而新任篮协主席的人选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对外公布。

据知情人士透露，姚明有望重返上海，继续在官方篮球领域发挥作用；同时，也有人认为他将来有可能投身于更广阔的市场化运作之中。

去年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他提及担任篮协主席所面临的挑战和与起初设想的不同之处，表示：“差异颇大。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极为宝贵，我对此深表感激。过去几年里，我有幸得以接触这一领域，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先前我或许仅是从单一视角——不论是从运动员还是俱乐部的立场——进行观察，仅凭满腔热情便投身其中，然而我真正意识到，许多问题需要更加理性的思维来加以考量。尽管我们已付诸行动，然而频繁遭遇的挫折与失败同样引人注目……这些挫折背后均有其成因，我计划对这些原因进行深入总结。此外，我需深思如何提升我们的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这是我的首要任务。

今年年初，懒熊体育参与举办了首届大湾区国际体育商业峰会。在峰会现场，姚明站在台上，他曾经表达过，自己时常陷入一种困境，那就是“你心中的篮球理想，以及你个人满意的篮球，还有大家期望的篮球之间的矛盾斗争”，“每晚都难以入眠”。在回答关于“中国篮球以及中国篮协当前所遭遇的挑战与机遇”的提问时，姚明表示，“我们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在于认知层面，是我们应当从篮球场的视角审视社会，还是以社会的视角来审视篮球场。”

多年来，许多人对于姚明的印象依旧深刻，然而在最近几年，他们不禁感叹，那个曾经风趣幽默的小巨人似乎已经消失。然而，当他卸去身上的重担，我们在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之时，或许还能怀揣一丝期待，期待“那个姚明”能够重新归来。